当年，老县城留春苑公园北边有一片参天荫蔽的楠木林和法国梧桐，，拥抱着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门柱上悬有一方书法体牌匾，上面龙飞凤舞几个字一一县文化馆。
院内绕着一环青砖黛瓦的平房，砖墙用白石灰精心勾了缝，屋檐口垂着雕饰的瓦当。一顺溜开间大小各异的屋子按功能标牌分类，分别是文学创作室、音乐舞蹈室、摄影室、美工房，相对宽敞的一间是培训室，其间穿插着单身职工宿舍。
园子中间有一棚金银花藤，从劲勃的曲干虬枝看得出已颇有些年头。浓密的枝叶擎成一柄翠色华盖。暖和的日子里，密密麻麻的花骨朵争相吐蕊，满庭院氲氤着清雅的芬芳。黑色的地面终年洇了一层茸茸的苔藓，人走在上面脚下有些酥软。仔细端详庭院里那些人，他们与院墙外街市上的市民有不同凡响之处：男士大多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穿一身棉麻对襟布衣。女人盘着别致的发髻，脖颈上系有漂亮的装饰纱巾。他们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动作优雅轻柔，与人说话交流言辞也格外讲究。院墙外的人们把他们统一归称为“文化人＂。
在热闹喧嚣的县城里，这是一处隐遁的世外桃源。而在正当青春风华的我们心中，这里却有如一座神秘而圣洁的象牙殿堂，散发着冰清玉洁的梦幻之光。
那时，民族的精神文化禁锢刚刚破除，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鼓角如风雷激荡。文艺复苏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热潮，一个时代精神振兴的重要标志。我和一大批热血青年一样，深深陷入对于文学的痴迷不能自拔。共同的追求和爱好使我们形成一个强大的“朋友圈”。我们互相借阅传看侥幸逃过留存下来的有限而且残破的那些中外名著，我们节衣缩食省下钱去新华书店购买向往已久的文学书刊。我们给自己起了富有深意的好听的笔名，一有空就坐在书桌前咬着笔、对着稿纸苦思瞑想，奋笔疾书。
我们的朋友聚会最时尚最有号召力的主题必然是文学，、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曹雪芹、徐志摩⋯⋯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他们的名言巨著冲击着我们的眼球和耳膜，直抵我们心灵深处。我们常常围绕对一篇诗文、一本书籍或一位作家的理解和评价争论不休，甚至慷慨激昂“较劲”到通宵达旦。谁要是遇上了心仪的女孩，给人家写情书，开篇和收尾也总是以浪漫而华丽的诗句来作宛约动人的铺陈⋯⋯
县文化馆，成为当年文学青年心中一块魅力十足的吸铁石，一个别具特质的“场”。我们的灵魂，连同我们整个人，时不时地会被吸咐到那里去。举办文学创作讲座，是那时我们最为盛大隆重的聚会和朝拜。文化馆一纸通知下来，上面印着参会“骨干作者”的名字，这其中有工人、农民、教师、知青、商店职员和机关干部。每个接到通知的人都会为“骨干作者＂四个字砰然心动，所在单位和集体也引以为荣光，大开绿灯全力支持。几十上百名年轻人从全县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赶来，入住街道小旅社，或是自带铺盖卷打铺。一连几日，济济一堂，相拥在小院培训室，聚精会神聆听文学辅导讲座。好些不在“通知＂之列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也闻讯赶来，讲堂的所有桌凳连同过道都被挤得满满当当，屋外的窗台上还攀爬着许多人。那场面，一点也不亚于后来的潮男潮女们＂追星＂的高温高热。
那时的名人大家们也很是接地气，没有专车接送，没有“出场费”，没有豪筵宴请，他们却欣然应邀，络绎地来到老县城这偏隅一角。流沙河、孙静轩、周克芹、叶延滨，还有《四川文学》、《星星》和《青年作家》的主编们都先后来了。这些过去只在书上见过的大作家大名人真实地融入我们中间，近在咫尺，言谈举止如同我们的父兄一样和蔼可亲。他们翻开事前认真准备的提纲，结合对我们投稿的习作的举例剖析，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诗歌、小说、散文的生活积累、选材、立意、结构和语言文字表达等专业知识。我们一个个屏息凝听，如痴如醉。讲堂里除了老师抑扬顿挫的嗓音，便是一片安静中衬出的沙沙笔记声。
培训班还安排本地已有创作建树的乡土文学作家穿插讲课。闻名遐迩的马井乡农民创作组的“泥腿子”作家从田野里赶来，以浓郁的乡音俚语给我们讲述解放初期他们买不起纸笔，用竹炭在土墙上书写唱词；晚上没有灯油，点着火把熬夜坚持写作，创作出一篇篇“翻身情”的乡土文学作品的传奇故事。有位已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过多篇小说的回乡知识青年难得在广庭大众前表达，刚被请上台时有些紧张，对着麦克风“喂喂”几声后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达意，急得鼻头和眼圈都发了红，手指挠得头发乱翘。
但是台下却没一人笑话，大家一齐报以鼓励和期待的掌声。讲课人终于镇定下来，从容打开话匣，平实而坦诚地与大家分享他在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中捕捉创作灵感、挖掘文学素材的切身体验。本土老师的言辞虽然不够流畅，专业上也算不上高深，但是讲得生动、鲜活、富有贴近性。我们倾听着他们的讲述，深感受益，心里充满由衷的敬佩与仰慕。
而这样的门庭热烈并不是文化馆的常态。更多的时候，这个庭院是安安静静的。我们偶尔写成一篇习作，或者是心中蕴酿成一个创作点子，会怀着激动、期待和几分忐忑的心情分别来到这里，轻轻叩开某位创作辅导老师的办公房门，恭敬地坐在老师面前，呈上精心抄誊的手稿，或者小声描述“点子”的思路。老师们无论正在忙什么，一见基层的作者来了，会立马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投入与我们的交流。
有一位余老师，满头银发，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他毕业于革命大学，曾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工作团，创作了不少军旅主题作品。余老师喜欢打个盘腿坐着，先一边静听你倾诉；一边摘下眼镜，凑得很近地翻阅你的习作；然后，认真细仔地提出具体指导意见。面对业余作者，他很注意表达方式，从来不简单地说某篇稿子“不行”，而是指教你怎么改怎么写才“能行＂。他说话起先是很平缓的节奏，随后越来语速越快，情绪越来越兴奋，到最后，他的两个嘴角总会磨出一点白色的唾沫。手中捧着一个大号塘瓷茶盅，却一直没顾得及悠闲地喝上两口。
还有那位从康定高原调回来的高瘦帅气的刘老师，喜欢给文学创作蕴酿一种浪漫愉悦的氛围。他曾经组织我们一个小团队，到山青水秀的龙居寺安营扎寨，进行某个专题的创作和交流。让我们在空谷幽壑的云蒸霞蔚中和崖边飞流直下的素湍清流前去捕捉灵感，蕴酿创作的激情。
去文化馆，有时候会从老师那儿得到两本方格稿笺和一叠牛皮信封。上面印有一小行馆标。我们领回去分外珍惜，只有文章修改定稿正式抄誊和对外投稿，以及文友之间相互通信才会使用。在我们心中，这小小物件隐含有特殊的情愫，似乎象征着文学与我们之间凭此牵联缔结了微妙的因缘，带有一种庄重的私密性质。
文化馆办有刊物，十六开本，综合刊发小说、散文、唱词、诗赋，每期封底还配发一首原创歌曲。最早叫《群众文艺》，浅褐粗纸，单黑色印刷。后来改名《亭江》，纸张白净了些，还换了彩版封面。我们偶尔在上面刊发一篇短文或两首小诗，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刊都会兴高烈釆。我们小心地剖开信封，取出书刊，嗅着新鲜的油墨香味，翻到自己的作品，看着那由手写字转换过来的一行行工整铅字，一股小酌一样的陶醉感油然而生。好一阵爱不释手的把玩，然后迫不及待地展示给朋友同学和家人。若是偶有作品登上省级刊物，那简直是惊天喜讯。记得有一位在县城摆摊卖水果的农家青年酷爱诗歌创作。
某个夏夜，他正在摊灯下给买主开西瓜，有朋友匆匆赶来，塞给他一本当月的《星星》诗刊。一翻开，上面赫然登载着他的一首处女作。他两眼定定地看了几遍，愣了一下神，突然将水果刀一扔，跳上木凳，对着夜空使劲挥舞着诗刊，大声呼号：“发表了，我写的诗发表了！＂正在选瓜的顾客以为摊主发了魔怔，吓得扭头夺路而逃。还有一位山区诗人，对文学也是痴迷到极致。有一回正吃力攀行在山道上“㧯標”（扛原木），突然诗兴发作，将木头一扔，摸出烟纸盒和圆珠笔，就地伏在坡埂上便投入即兴创作。新婚后不久家中意外失火，慌乱中他竟然只抢了一怀抱文学书刊出来，其余家产悉数毁于一炬。
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文学的张力和聚力真是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但细细品味，它对我们那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却远不止于纯文学的范畴。通过一座小小的文化馆的凝聚，一份粗陋纸刊的孕育，一批敬业尚徳的师长的教诲和鞭策，除了让我们收获了文学修养上的进步和提高，给予和影响我们更多的是高雅情趣的陶冶和精神境界的净化，对青春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认识，人生奋斗目标的确立和砥砺前行的激情与动力，还有那一代师表们为文为人所释放的璞玉之光对我们年轻心性的濡染涤浴。
这一切，使我们在后来的人生成长道路上通过不断的反刍咀嚼，源源从中吸取补益，蒙受启迪。在如今这个越来越物质的时代，追溯这些非物质的东西，回望当年那一座圣洁的文化殿堂，更加感受到个中所藏的弥足珍贵⋯⋯
